而且徐光启在翻译过程中善于吸收西洋科学，并对中国科学加以开发，例如他在译了《测量词义》后，利用其中学院与我国古代方法的关系进行阐释，写出《测量同义》和《勾股义》两书。
同时在几何方面，艾儒略(giulioaleni1582—1649，意大利人，神甫，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学识兼通中西，有“西耒孔子”之美称)与瞿式谷译出《几何要法》。
而利玛窦有关几何学的论著《圆容转义》1608年由李之藻笔述成汉语，论述圆的内接外接，到了1614年利印李、利又合作编译了《同文指算》，此后清代学者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使笔算得到广泛应用。
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介绍了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
专门译著有邓玉涵《大测》二卷(1631)，《割圆八线表》六卷，罗雅各译《测量全义》十卷(1631)，增补了古代中国数学的内容，并引起了清代数学家的兴趣。
并且在清朝顺治年前，波兰人穆尼各到南京传教，增加方中通、薛风祚、汤讲授西洋数学和天文学，后由薛凤祚编译成《天步真元》与《天学会通》两书。
《四库提要》称前者为“薛没祚所译西洋穆尼阁法”。
此书有关明交食，正集内还有《比例对数表》十二卷。
《天学会通》与《比例以数表》、《三角算法》都是数学方面的著作。
包括清朝的康熙帝爱好自然科学，尤爱天文数学。
他特命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为他讲解析几何，并用满文译撰数学天文方面的书籍约二十种，其中包括:白晋译法国教学家帕尔迪的《几何原理》(slentsdegeotnie)(满、汉)张诚译法人巴蒂(ppardies)的《应用几何》(满文版)、《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几何原理》(满、汉)、《算术纂要总纲》、《借根方法节要》、《勾股相求之法》、《八线表根》、《比例规解》、《对数表》等。
至于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方面的代表译作是《泰西水法》和《奇器图书》。
为了兴修水利，徐光启请熊三拔(sabbathdearsis，1575—1620，意大利人，1606年来华)共译《泰西水法》。此书共六卷，1612年成文。
像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该书内容归为“皆记取水蓄水之法??”此书译成有利于改进中国传统灌溉方不支，为中国民众做了件好事。
还有《奇器图说》由邓玉涵口授，王徵笔录。
此书言重心比例之理凡六十一款，言杠杆滑车轮轴斜面之理凡九十二款，每款都有例证，又言起重、引重、转重、取水以及用水为代人力的器械和用法。
天启七年初刻木原名是《奇器图说录最》。
王徵在(马祖毅:p282)《奇器图说自序》中阐述其选择的标准:“然图说之中巧器，极多??”
采矿冶金方面，李经天在督领历局中西人士译完西法历书，造完修历仪器之后，又鉴于当时外患日迫，为给朝庭解决财政困难，便又同汤若望等译矿产书籍，目前仅在《坤舆格致》一种。
关于翻译采矿冶金之书，耶酥会士毕方济(francissabiaso，1582—1649，意大利人，1610年来华)曾上奏明王朝，提出四条建议:一是“明历法以昭大统”，二是“办矿脉以裕军需，三是“通西国以宣海利”，四是“购西铳以资战守”。
关于第二条，他具体写道:
“盖造化之利，发现于矿。第不知矿苗之所在，则妄凿。一日，即虚一日之费。西国格物穷理之书，凡天文、地理、农政、水法、火攻等器，无不具载。其论五金之矿脉，征兆多端。宜在澳门招清矿学之儒，翻译中文，循而察之，庶能左右逢源。”
至于军事技术的话，在明朝末年，外患重重，东受倭寇之拢，北患满州之侵，保卫疆土也是一大急要。
明朝的军器技术落后，急待改进，而徐光启在与传教士的交流之中深知西洋火器之利，于是上书熹宗，“力求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城守”，(《明史?徐光启传》)，帝善其言。派人到澳门招西洋人铸炮。
崇祯时又命汤若望等监铸大炮，传授用法。
1643年汤若望与焦勖译《火功契要》三卷，又名《则克录》，专论制造火器之法，制药、放药、火功秘要以及插图。
到了1678或1679年，清康熙帝又命南怀仁监制大炮，并撰写了有关火炮制作和使用的军事著作。
《神武图说》国人根据西方编译的作品有赵士桢的《神器谱》和赵民所藏由祝融佐编译的《海外火攻神器图说》，等等。
在医学及生理学方面的话，西方传教士在译著宗教文献时，也给中国介绍了西方医学理论，如汤若望在《主制群征》里介绍了西方人体解剖知识，心、脾、肝、胆的作用，血液的生成及功能。
邓玉涵译述的《泰西人身说略》毕拱辰的《人身说概亭》，康熙年间，张诚和晋曾编译《人体血液循环和坦尼斯的新发现》第九卷;南怀仁与利类思等编《西方要纪》，曾述西药制法;石铎绿(1676年来华)编的《草木补》，是西洋药物最早传入中国的书。
以上西医书籍的介绍，对中国医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还有舆地学，元明时与海外的交流人们知地球之形状，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到来使人们得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于天中之说，而艾儒略著《职方外纪》，给图立说，是“为吾国之有五洲万国地志之始”。
地图方面，李之藻译刻过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庞迪峨翻译《万全国图》，后业艾儒图增长率补，乾隆年间来中国的蒋友仁曾向清王朝进《增补坤舆全图》及新浑天仪，奉旨翻译图说。
何国宗、钱大昕“为之译润色“(《田寿人传》)清康熙帝利用来华传教士八年间对清朝疆域进行一次全国性测绘，并绘《皇朝全览图》实为一桩壮举，而且为以后的地图出版提供了蓝本。
1622年艾儒略编译《职方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汉文撰写的世界地理著作。
《四库全书提要，职方外纪载:“五卷，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其书成于天启癸亥，盖因利玛窦、庞迪峨旧本润色之，不尽儒略自作也。所纪皆绝城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分天下为五大洲，一曰亚西亚洲，二曰欧逻巴洲，??三曰利末亚洲，??四曰亚墨利加，??五曰墨瓦蜡尼加。前冠以万国图，后附以四海总说”。
而在语言文学方面，1605年，利玛窦用拉丁文为汉字著音，撰《西方奇迹》，1625年，金尼阁和王徵合作，在利氏拉丁字母拼音方案上扩充修改，完成《西儒耳目资》一书，我国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指出，该书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用罗马字分析汉语的音素，使向来被人看作繁杂的反切，变成简单的东西，其次，用罗马字母注明字的字音，使现在对于当时的普通音仍可推知大概，再有，给中国的音韵学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
文学方面仅有利玛窦在《田奇人十篇》和庞迪峨在《七克》中介绍翻译过伊索寓言。
1625年，金尼阁和张赓合译《伊索寓言》选译本，选寓言二十二篇。
当然，这里面也有西方宗教，西方宗教传入圣经、经院哲学、禅学文献的翻译
西方宗教在我国传播，历史悠久，柳治徵在《中国文化史》中写到“西教之入中国地久矣，在唐为景教，在宋为一赐乐业教，在元为也里可温教，皆在中国书籍碑版，信而可征者。
外史载元代耶教人之入中国者尤多，然其教在中国无大关系，仅如摩尼、袄教等，得一部分之信从耳。
景教经文化入中国，虽我译文，亦未传播，一赐乐业教经仅基于寺，其数更不适景教之多，教外之人初不受其影响。
其者，惟可供考古者之研索耳。
中国耶教之盛，实由于欧洲之改革宗教，由印度满剌加而渐及于中国，自利玛窦等来华，而文士信者众。??教士之入中国也，习华语，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其所译述之经籍，虽未能如释氏之学之深博，而历算、格致之学，实足以开近世之风气。??”
同时明清时期，海禁大开，随着西方商船而作为其武力征服东方的传教士们个个身怀绝技，他们的译著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科学事业发达的大门，而且为中国近代文艺，特别是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到来铺垫了道路。
除了在科学翻译方面的成就，耶酥会传教士们还翻译著述其宗教典籍，并借翻译经院哲学代表人物亚里斯多德著作传播其思想。
这个时期的译著有:1624年毕方济译的《灵言蠡勺》，631年傅与李合译《明理探》。
此外，高一志根据高因勃拉大学的讲义编译了《空际格致》;康熙二十二年，南怀仁又翻译《穷理学》六十卷，进呈御览。
亚里斯多德的形上学主义唯心哲学和地球为宇宙中心学说为基督神学体系植入理论源泉，正如列宁所说“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抓住了亚星斯多德学说中僵死的东西，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寻求、探索、迷宫、人迷了路，(列宁《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
神学方面译品有利类思译的《超性学要》;安文思译的《复活论》，两者均根据托马斯?阿奎那所著的《神学大全》。
关于《圣经》的译本，宋朝时期即有人译《摩西五经》，元朝时马可波罗来华时也曾传播过《圣经》。
耶酥会士贺清泰用官话译过《古新圣经》，徐宗泽说他译的“文欠渊雅”。
崇祯八至十年(1635—1637)艾儒略译《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又名《出像经解》，文中资料多取自《新约》，是《圣经》最早的汉文节译本。
此外，他还节译《旧约创世纪》，光绪十四年(1888年)编入《道原精萃》。
教会中《圣经》有多种译本，最初译者有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译《轻世金书》，其后蒋友仁译《轻世金书》，王君山(1837—1867)改用白话翻译，书名《遵主圣花》。
此外还有教士柏享理用文言改译的王氏译本;阳玛诺译的《圣经直解》为圣经学习提供了帮助。
宣扬天主教教义的书有罗明坚译《天主圣实录》，高母羡1593年在马尼拉出版的《天主教教义》;利玛赛在南昌刻的《天主实义》，汤若望译的《主制群征》;宗教传记多种。
此外，明清间的传教士还翻译中国文化经典和文学作品，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充当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批文化使者。
据载现存最早的中国书西译本是罗明坚用西班牙文译的《明心宝鉴》。
其他传教士如利玛窦曾用拉丁文译中国四书，郭纳爵(ignalidesta，葡萄牙人，1634年来华)和殷巴铎(prospertorcetta，意大利人，1659年来华)用拉丁文合译《论语》、《大学》、各为《中国的智慧》;殷世铎译《中庸》，称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柏应理译《中国之哲学家孔子》;卫方济译以拉丁文译《四书》、《孝经》、《幼学》;金尼阁于天启六年(1626年)译五经为拉丁文，出版了我国经典的最早西泽木。
此外，传教士宋君荣还曾译《诗经》、《书经》、《易经》等等。
他们的实践为后来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们提供了榜样，为中国翻译史奠定了翻译实践和研究的新范式。
来华传教士还根据他们的翻译实践，对翻译提出了可供参考的见解，就翻译技巧而言，为了忠实于原文，勿宁说他们对典籍内容理解不足，多采用直译方法，例如卫方济(franisnoel，比利时人)采用直译法译《四书》、《孝经》等，连书名也不例外。
译《大学》为《成年之人学》，译《中庸》为《不变之中道》、《古新圣经》评序中谈到:“翻译《圣经》的人，虞诚敬慎，惟恐背离《圣经》本意，《圣经》大道即错乱了，那翻译的名士也知道各国有各国文理的说法。
他们不按各国本国文章的文法，完全按着《圣经》的本文之意，不图悦人，惟图保留存《圣经》的中文文意，自古以来，圣贤既然都是这样行，我亦效法而行，共总紧要的是道理，贵重的是道理，至于说的体面，文法奇妙，与人真正善处有何裨益”，他一方面强调完全按照“本文文意”的直译法，另一方面在翻译中又添加了不少补充文字与诠释。
里雅各(jaslegg)认识到语言和翻译是传教不可缺少的工具，曾用直译法译《论语》中的人名、地名、文化词等等，法国传教工贺清泰虽然在被丰鸿铭讽为“穿着清朝服装的英国人”。
他们的翻译目的非常明确，天主教史学者徐宗泽谈利类思译《司铎日课》时，指出:“原利子之译《司铎日课》，??盖欲力培植中华本籍禅职班;即因中华外教人之众多，传教级有大宗之中国禅夫;而欲达到此目的，非多选起品学兼优之壮年学者不可;??“是以利玛窦等寻求与徐光启、李之藻等的合作。
对于翻译的语言差异以及语言的处理，传教士讨论翻译最多的是译事之难。
1614年，庞迪峨在与徐光启合译的《七克》序中说:“中华语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习学，重似童蒙;近稍晓其大略，得接讲论”。
万历丁末(1607年)，利玛窦为《几何原本》作序中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
了然于口，肖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此外，他还讨论了与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反复展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
利类思在1654年为其所译《超性学要》写的序文中写到:“自惭才智庸陋，下笔维艰，兼之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增加新经，勉完第一支数卷，然犹未敢必其尽当于原文也”。
是以传教士的翻译离不开华土的参与，而且经常需要他们的“润笔”。
对于译文的信达问题以及译文问题，传教士们也多有触论。
1627年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在著译《圣人行实》所作序中说:“末学菲陋，并期裨益同志，敢取圣人行实，择其尤著者，译叙成中失。言之不文，趣易通耳。惟同志者，勿鄙夷置之”。
1633年罗雅各为其《哀矜行诠》写的序言中也说:“中西音阻，辞未达意，朴陋寡文，所不能免。??”
艾儒略在《万日略经说》中讲:“会撮要略，粗达言义。言之无文，理可长思，令人心会身体。虽不至陨越经旨，然未敢去译经也”。
可见，此时传教士们还停留在译经的第一个阶段“达意”、“传实”，而不追求文字之装饰。
1733年法国传教士冯秉正等人出版天主教理论著作《盛世刍荛》，后人评“俗而雅，浅而显，说理畅达，是一部语体文之好书”。
该书卷首《仁爱引言》中指出“所虑理有精微，辞多华藻。??若欲得心应口，必须俗语常言。此《刍荛》之所由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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